與台灣烏犬劇場的王少君和彭子玲結緣已是三年多前的事，其近期劇作《我要乖乖的活著》所關心的人和事，可能如他們上兩回創作《豐饒之地》和《你用不上那玩意》一樣，是一些如「烏犬」般最不起眼的尋常角色，追蹤其存在背後，思考「我們究竟如何行動著」這深值你我重新探討的「精神問題」（他們以“The Way We Move”作為創團頭三部作品的主題） ⋯⋯
尋常生活問題，看似毫不教人著緊，卻都容易變成每朝每日碰上教人焦慮的事，每經常因生活累贅而沒有去弄清楚！總是想：乖乖便好！安全嘛！
成長中，當自幼便被培養成以「乖」作為最有利生存的「良好生活態度」，怎會想到：「乖」是「極有效的社會功能」，它也是廣範被認為是「完成自己（按人家） 意願」的重要「行為價值判斷」！
「乖」這個字也很奇怪，是從「乘」字中拿走了「可飛跑的一雙腿」！意味是一種「拿走行動」、「胸背受匕」的膠著狀態。「名實相乖」之說，正點中「賣乖」、「乖巧」背後，其「行」其「義」委真相互違背的本質！難怪，我們多以「聽話」去判斷「懂事」，否則便視為「乖僻」！
「乘」又何如？古語云：良馬難乘！人世間，處處只談「可乘之機」，生活的「乘法」，從來教人難以完全駕馭！唯「乖乖」不成？
教育，向來是政治／社會體制的一部份！奈何，為父母的和為老師的，之間所期望的又理應如何審視其所以？環觀今日莘莘學子，談「育」，其樂何從？中華文化強調「勤有功、戲無益」，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欠缺獨立思考的「營役奴才」！在二十一世紀全新數碼化及全球化世代，可「教」可「育」之「才」，又理可如是繼續因循了事？
讀心理學的王少君，借三個典型人物試圖重新考量現今社會重複催化的行為價值：一位自小「聽講聽話」的教師、一位學習「順從時勢往上爬」的經紀、一位行徑「彆扭怪異」、志願「與人不一樣」的夢遊人！引用「典型」範式，意味讓人容易察覺，藉熟悉的框架重新再拆解其所以。當大家以為「最理所當然不過」的時候，把人物放入一二「特殊實驗室」（像劇中的「學校被反鎖的廁所」和「出現複製老鼠的村莊」），尋常生活，突然遭受不尋常的「戲劇撞擊」，亦實亦虛的揭示人物內部長期糾結的精神徵兆，原來尋常人物從來不尋常，我們每太快把人標籤，放入某某「功能組別」，將行為定調，生活中難以複製的流動變異，畢竟是你我必須學習重新關懷的人事！
讓尋常百姓有尊嚴的活著，豈能以「複製鼠輩」而論之？
（當今日以消費模式統整生活行為的大前提下，手執的「電腦滑鼠」又正走入什麼「複製場」？）
廁所，為何依然是今日廣大中華文化仍普遍未學懂重視清潔的一個地方？
（學校廁所卻又從來是一處「反動機地」！）
拿走尋常故事情節，難道你我便欠缺追蹤人情的線索？
（人喜歡聽歌唱歌，其中「情節」，都給重複調子埋葬了！）
我想，兩岸四地的文化，其「乖乖」現象是不一樣的罷！姜文電影《讓子彈飛》裡的「縣市人民」，正反映了大陸「一個都不能走出來」的「乖乖生態」；楊德昌電影《一一》（從未在台灣電影院正式公映），道出了台灣在物質進步的社會氛圍下的「乖乖人情」；許鞍華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折射了香港人「乖乖吃飯」的「背後悲情」；而澳門在賭博業支配下令電影文化幾乎缺席的情況，其「乖乖疑惑」可早給荷官放在賭局中去了？
劇場，其「貌」何如？也要追趕市場情理，廢棄其叩問生命活化精神的重要內涵？
這次把《我要乖乖的活著》作為「身體步道上的文化展演」文化研究計劃的一部份，是希望對「乖乖身體症候群」作一次深入的拆解：究竟「乖乖活著」背後的文化鬱悶，如何閹割了多少人的生活意志和想像力？
是次聚焦於「以劇場用於教育」的板眼，借王少君的人物、戲劇處境和故事框架，進行特殊的文化解剖。我們必須回應劇本中提出的「精神現象」，搞一個「研習營」！既要一方面脫離「純粹以表演作戲劇呈現」的尋常手段，三個演員的文化角色，也不應以「演教員」給「觀眾／同學」說三道四；他們也必須回到「行動研究」的本體，以間離的態度，逐場穿梭裡外，一邊觀照行動背後的精神面貌，一邊揭示其中種種在文本中未盡說出的「內部矛盾」和構建如此人物的「悲劇源頭」。故此，連串相關訪談、搜尋和論證是重要的。提出「乖乖以外的可能觀點」和「另類行動範式」，更是不可或缺的功課：
一位教師可真不能跨越「乖乖接受薪水繼續按章工作」的「精神領域」？
除「向上爬」以外，一個人的「上進心」可如何重新理解和規劃？
面對條件不一樣的「夢遊者」，可有建築及聆聽不同聲音的文化維度？
八月二十五日的首次圍讀，給我打開了「台灣經驗」以外的不同想像。由台灣國語翻成港式廣東話朗讀的過程中，文化比較和移轉應給我們一次打開文本背後可雙重探索的意義：兩地文化差異和表述裡外，其「乖乖行為範式」究竟意味著怎麼樣不同的生活情操和呼吸脈搏？普遍上同屬「華人社會」，政體差異又如何改變著兩地百姓閲讀生活本質的「求生氣節」？拋開被「複製著」的生活，還可剩下什麼？語言背後，又多少要面對流行文化的撞擊，可真讓你我找不住可駕馭的表述方式？人的故事，其「創造性」可有雙雙進入了「全球化維度」，忘記了地域特殊色調，真打不開「怎麼爛也要堅持演下去」的「消費悶局」？商業化城市化下孕育的神經系統，可早缺乏某種免疫力，深切影響著我們如何聆聽、如何造愛、如何上廁所、如何走出「精神廢墟」的「思想／情感出路」？
「乖乖」以外，應仍有「豐饒之土」！在香港的「烏犬」，其「烏」的著色不一，在乎如何找出不尋常點子（請不要和市場開拓相提並論）！
乖乖！只因要成為大眾的「主角」？
乖乖！畢竟身上一再加多了傷疤，難道為了炫耀搏取同情？
乖乖！繼續循梯級向上攀爬，難道只因為
要不落後於人？
聽講聽話！可不是社會最大的「惡搞」？折磨了多少人文明活著的可能？
何應豐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大閱兵前一天
尋常生活問題，看似毫不教人著緊，卻都容易變成每朝每日碰上教人焦慮的事，每經常因生活累贅而沒有去弄清楚！總是想：乖乖便好！安全嘛！
成長中，當自幼便被培養成以「乖」作為最有利生存的「良好生活態度」，怎會想到：「乖」是「極有效的社會功能」，它也是廣範被認為是「完成自己（按人家） 意願」的重要「行為價值判斷」！
「乖」這個字也很奇怪，是從「乘」字中拿走了「可飛跑的一雙腿」！意味是一種「拿走行動」、「胸背受匕」的膠著狀態。「名實相乖」之說，正點中「賣乖」、「乖巧」背後，其「行」其「義」委真相互違背的本質！難怪，我們多以「聽話」去判斷「懂事」，否則便視為「乖僻」！
「乘」又何如？古語云：良馬難乘！人世間，處處只談「可乘之機」，生活的「乘法」，從來教人難以完全駕馭！唯「乖乖」不成？
教育，向來是政治／社會體制的一部份！奈何，為父母的和為老師的，之間所期望的又理應如何審視其所以？環觀今日莘莘學子，談「育」，其樂何從？中華文化強調「勤有功、戲無益」，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欠缺獨立思考的「營役奴才」！在二十一世紀全新數碼化及全球化世代，可「教」可「育」之「才」，又理可如是繼續因循了事？
讀心理學的王少君，借三個典型人物試圖重新考量現今社會重複催化的行為價值：一位自小「聽講聽話」的教師、一位學習「順從時勢往上爬」的經紀、一位行徑「彆扭怪異」、志願「與人不一樣」的夢遊人！引用「典型」範式，意味讓人容易察覺，藉熟悉的框架重新再拆解其所以。當大家以為「最理所當然不過」的時候，把人物放入一二「特殊實驗室」（像劇中的「學校被反鎖的廁所」和「出現複製老鼠的村莊」），尋常生活，突然遭受不尋常的「戲劇撞擊」，亦實亦虛的揭示人物內部長期糾結的精神徵兆，原來尋常人物從來不尋常，我們每太快把人標籤，放入某某「功能組別」，將行為定調，生活中難以複製的流動變異，畢竟是你我必須學習重新關懷的人事！
讓尋常百姓有尊嚴的活著，豈能以「複製鼠輩」而論之？
（當今日以消費模式統整生活行為的大前提下，手執的「電腦滑鼠」又正走入什麼「複製場」？）
廁所，為何依然是今日廣大中華文化仍普遍未學懂重視清潔的一個地方？
（學校廁所卻又從來是一處「反動機地」！）
拿走尋常故事情節，難道你我便欠缺追蹤人情的線索？
（人喜歡聽歌唱歌，其中「情節」，都給重複調子埋葬了！）
我想，兩岸四地的文化，其「乖乖」現象是不一樣的罷！姜文電影《讓子彈飛》裡的「縣市人民」，正反映了大陸「一個都不能走出來」的「乖乖生態」；楊德昌電影《一一》（從未在台灣電影院正式公映），道出了台灣在物質進步的社會氛圍下的「乖乖人情」；許鞍華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折射了香港人「乖乖吃飯」的「背後悲情」；而澳門在賭博業支配下令電影文化幾乎缺席的情況，其「乖乖疑惑」可早給荷官放在賭局中去了？
劇場，其「貌」何如？也要追趕市場情理，廢棄其叩問生命活化精神的重要內涵？
這次把《我要乖乖的活著》作為「身體步道上的文化展演」文化研究計劃的一部份，是希望對「乖乖身體症候群」作一次深入的拆解：究竟「乖乖活著」背後的文化鬱悶，如何閹割了多少人的生活意志和想像力？
是次聚焦於「以劇場用於教育」的板眼，借王少君的人物、戲劇處境和故事框架，進行特殊的文化解剖。我們必須回應劇本中提出的「精神現象」，搞一個「研習營」！既要一方面脫離「純粹以表演作戲劇呈現」的尋常手段，三個演員的文化角色，也不應以「演教員」給「觀眾／同學」說三道四；他們也必須回到「行動研究」的本體，以間離的態度，逐場穿梭裡外，一邊觀照行動背後的精神面貌，一邊揭示其中種種在文本中未盡說出的「內部矛盾」和構建如此人物的「悲劇源頭」。故此，連串相關訪談、搜尋和論證是重要的。提出「乖乖以外的可能觀點」和「另類行動範式」，更是不可或缺的功課：
一位教師可真不能跨越「乖乖接受薪水繼續按章工作」的「精神領域」？
除「向上爬」以外，一個人的「上進心」可如何重新理解和規劃？
面對條件不一樣的「夢遊者」，可有建築及聆聽不同聲音的文化維度？
八月二十五日的首次圍讀，給我打開了「台灣經驗」以外的不同想像。由台灣國語翻成港式廣東話朗讀的過程中，文化比較和移轉應給我們一次打開文本背後可雙重探索的意義：兩地文化差異和表述裡外，其「乖乖行為範式」究竟意味著怎麼樣不同的生活情操和呼吸脈搏？普遍上同屬「華人社會」，政體差異又如何改變著兩地百姓閲讀生活本質的「求生氣節」？拋開被「複製著」的生活，還可剩下什麼？語言背後，又多少要面對流行文化的撞擊，可真讓你我找不住可駕馭的表述方式？人的故事，其「創造性」可有雙雙進入了「全球化維度」，忘記了地域特殊色調，真打不開「怎麼爛也要堅持演下去」的「消費悶局」？商業化城市化下孕育的神經系統，可早缺乏某種免疫力，深切影響著我們如何聆聽、如何造愛、如何上廁所、如何走出「精神廢墟」的「思想／情感出路」？
「乖乖」以外，應仍有「豐饒之土」！在香港的「烏犬」，其「烏」的著色不一，在乎如何找出不尋常點子（請不要和市場開拓相提並論）！
乖乖！只因要成為大眾的「主角」？
乖乖！畢竟身上一再加多了傷疤，難道為了炫耀搏取同情？
乖乖！繼續循梯級向上攀爬，難道只因為
要不落後於人？
聽講聽話！可不是社會最大的「惡搞」？折磨了多少人文明活著的可能？
何應豐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大閱兵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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