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兒吱吱叫著飛越漆黑的長空，
人們沉默無言，
我的血也等到痛了！
某一個晚上，我就在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賈巴利亞難民營屏息以待，等待當地的激進自衛隊的出現。他們手持俄製機關槍，把頭也蒙起來，在難民營巡邏，槍頭對準遠處的猶太殖民區。
猶太殖民區那一邊也如臨大敵，大批以色列軍人戒備守候。在漫長的黑夜中，星光也變得晦暗不明，鳥兒偶爾飛過，啞啞作聲。我的心在跳，汗在流。
記者、以軍、巴人自衛隊，大家都在等，等那瘋狂的一刻，他們的血在沸騰。無論那一方擦槍走火，都會演變成又一次的衝突，當天晚上如是，每天晚上也如是。我準備按下照相機的快門，在慌張中腦海一片空白。
國際知名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也曾在這個現埸，當時他在想甚麼呢？或許，他只知道跑到更前線，在槍林彈雨下見證一幕幕人類的瘋狂和不幸。
從動盪不安的巴勒斯坦到蠻荒世界的盧旺達，再從饑荒肆虐的索馬里到殺戮戰場的波斯尼亞，還有烽煙四起的印尼和科索沃，納赫特韋不但紀錄了戰爭，也紀錄了戰爭的後遺症，紀錄了人的生存狀態的轉變。
納赫特韋的近作Inferno，中文可譯作《地獄篇》，與但丁《神曲》第一部曲的名字一樣。事實上，納赫特韋也的確是在這第一部曲《地獄篇》中獲取靈感，因此，他的近作首頁即引用了但丁的話語：「那裡來的歎息、哀悼，以及響亮的嚎啕，在暗無星光的空氣中迴盪著，從一開始，我已泣不成聲。」
納赫特韋表示，他的《地獄篇》紀錄了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所發生的人道罪行。從1990年起，他就用照相機收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一些在逆景中掙扎生存、等待新生的故事。他的照相機隨著時間一直追蹤至科索沃。在二十世紀快要落幕之際，科索沃成為轟動全球的最後之戰，納赫特韋把這些故事一一收錄到他的《地獄篇》攝影集中，同時也收錄到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去。
長年於戰區工作的納赫特韋，贏取過不少國際獎項，成為舉世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德國的大牌圖片社Magnum以第一時間招攬他。
在西方世界，一提起納赫特韋，不少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過，另方面，有部分評論家卻偏以懷疑的眼光來看納赫特韋和他的工作。他們認為，納赫特韋透過影像所呈現的世界，實在讓人困擾，並且質疑他在照相機背後的動機，以及他整個攝影新聞學的哲學思維。評論家伍德沃德（Richard B. Woodward）便在紐約有名的文化周報《村聲》（Village Voice）上，指責納赫特韋視戰爭的恐怖場面為他的攝影美學素材，多於他所自稱其攝影為反戰運動的一部分。
站在戰爭前線的記者，其角色和身份無論如何都是極具爭議性的。他們是為了採訪戰爭的真相？還是以別人的鮮血作為自己的甜品？
納赫特韋也承認，面對這種以受害人的苦難變成戰地記者頭上光環的指控，他感到很痛苦，並受此指控困擾多年。他表示，他在1976年加入新聞行業成為攝影師時，便立志要做戰地攝影師。只有戰地才能賦與他的攝影工作更深一層的意義。他曾為此作出如下的辯解：
有人類歷史便有戰爭，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此時此刻，戰火仍然在世界蔓延，當人類愈文明，殺害同類的手段便愈殘忍、愈具效率。
不過，我們是否有可能透過攝影來終止此種一直在歷史存在的人類行為？這聽起來真是痴人說夢，但我卻在此獲得一種動力。
對於我而言，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那麼，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話，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
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或者，就是這個理由，戰爭的發動者絕不樂於看見攝影記者在戰場附近走動。
我曾想過，假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跑到戰爭現場，親睹那些化學物質如何損毀一個孩子的臉孔，又或者那些老百姓給炮彈碎片致傷的無言痛楚；假如每一個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懼與悲傷，即使只有一次，他們亦可明白到，沒有任何事比反映這真實現場更為重要，更何況受害者不只一人，而是成千以上。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現場，因此，攝影師便走到那裡，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實，並把這訊息傳開去，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我相信照片，一些具有力量的照片，足以抵抗擁有過濾效果的傳媒報導，並可使人們從冷漠中醒覺過來，為受難者作出抗議，而這抗議本身也許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抗議的行動。
最糟糕的則是，作為一位攝影師，我有時會疑惑自己是否正在由於他人的悲劇而獲得益處。這種想法使我誠惶誠恐。我不斷提醒自己，我不可讓真摯的同情心給個人的野心所蒙蔽，不然我便出賣了靈魂，而這一高昂的代價，對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實在難以置信。
我嘗試為我選取的題材負上全部責任。一個拿著照相機來觀看的外來人，其行為看來似乎有違人道。唯一可以把我的角色合理化的，就是盡量尊重每一個處於困境的人。我對他們愈尊重，他們便愈接受我，從而我就能夠接受自己。
無疑，我們也的確可從納赫特韋的照片中感受到他的悲天憫人。有時，在工作期間，他甚至寧可放下攝影機，以救人為第一己任。例如他曾在海地救了一名瀕臨死亡的人，更讓當場的美國人保護他，免他一死。在印尼，他目擊兩派仇殺，其中一名受襲者滿身鮮血，正當他的仇家從後追趕上來，拿著長刀要把他置諸死地之際，納赫特韋跪下來求他們手下留情，歷時三十分鐘之久。他的行家卻跑到老遠用長鏡頭獵取「珍貴」的場面。
納赫特韋是一位與別不同的攝影師，他傾瀉而出的人道精神，以及他那臨危不亂的工作態度，讓他至今仍可安全無恙。然而，他其實也曾在死亡邊緣游走過不知多少次，但他處處受人尊重，當地人也處處為他開綠燈，這使得他的照片內容格外豐富感人。
當我在科索沃的邊境，面對一名在種族殘殺暴行下的阿爾巴尼亞裔受害者，她兒子給殺害，哭得死去活來；當我要按下照相機快門的一剎那，我想起納赫特韋，想起他的人生哲學。
我們是嗜血的動物，還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我們的工作又怎樣為外界帶來思考的空間？
人們沉默無言，
我的血也等到痛了！
某一個晚上，我就在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賈巴利亞難民營屏息以待，等待當地的激進自衛隊的出現。他們手持俄製機關槍，把頭也蒙起來，在難民營巡邏，槍頭對準遠處的猶太殖民區。
猶太殖民區那一邊也如臨大敵，大批以色列軍人戒備守候。在漫長的黑夜中，星光也變得晦暗不明，鳥兒偶爾飛過，啞啞作聲。我的心在跳，汗在流。
記者、以軍、巴人自衛隊，大家都在等，等那瘋狂的一刻，他們的血在沸騰。無論那一方擦槍走火，都會演變成又一次的衝突，當天晚上如是，每天晚上也如是。我準備按下照相機的快門，在慌張中腦海一片空白。
國際知名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也曾在這個現埸，當時他在想甚麼呢？或許，他只知道跑到更前線，在槍林彈雨下見證一幕幕人類的瘋狂和不幸。
從動盪不安的巴勒斯坦到蠻荒世界的盧旺達，再從饑荒肆虐的索馬里到殺戮戰場的波斯尼亞，還有烽煙四起的印尼和科索沃，納赫特韋不但紀錄了戰爭，也紀錄了戰爭的後遺症，紀錄了人的生存狀態的轉變。
納赫特韋的近作Inferno，中文可譯作《地獄篇》，與但丁《神曲》第一部曲的名字一樣。事實上，納赫特韋也的確是在這第一部曲《地獄篇》中獲取靈感，因此，他的近作首頁即引用了但丁的話語：「那裡來的歎息、哀悼，以及響亮的嚎啕，在暗無星光的空氣中迴盪著，從一開始，我已泣不成聲。」
納赫特韋表示，他的《地獄篇》紀錄了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所發生的人道罪行。從1990年起，他就用照相機收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一些在逆景中掙扎生存、等待新生的故事。他的照相機隨著時間一直追蹤至科索沃。在二十世紀快要落幕之際，科索沃成為轟動全球的最後之戰，納赫特韋把這些故事一一收錄到他的《地獄篇》攝影集中，同時也收錄到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去。
長年於戰區工作的納赫特韋，贏取過不少國際獎項，成為舉世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德國的大牌圖片社Magnum以第一時間招攬他。
在西方世界，一提起納赫特韋，不少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過，另方面，有部分評論家卻偏以懷疑的眼光來看納赫特韋和他的工作。他們認為，納赫特韋透過影像所呈現的世界，實在讓人困擾，並且質疑他在照相機背後的動機，以及他整個攝影新聞學的哲學思維。評論家伍德沃德（Richard B. Woodward）便在紐約有名的文化周報《村聲》（Village Voice）上，指責納赫特韋視戰爭的恐怖場面為他的攝影美學素材，多於他所自稱其攝影為反戰運動的一部分。
站在戰爭前線的記者，其角色和身份無論如何都是極具爭議性的。他們是為了採訪戰爭的真相？還是以別人的鮮血作為自己的甜品？
納赫特韋也承認，面對這種以受害人的苦難變成戰地記者頭上光環的指控，他感到很痛苦，並受此指控困擾多年。他表示，他在1976年加入新聞行業成為攝影師時，便立志要做戰地攝影師。只有戰地才能賦與他的攝影工作更深一層的意義。他曾為此作出如下的辯解：
有人類歷史便有戰爭，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此時此刻，戰火仍然在世界蔓延，當人類愈文明，殺害同類的手段便愈殘忍、愈具效率。
不過，我們是否有可能透過攝影來終止此種一直在歷史存在的人類行為？這聽起來真是痴人說夢，但我卻在此獲得一種動力。
對於我而言，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那麼，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話，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
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或者，就是這個理由，戰爭的發動者絕不樂於看見攝影記者在戰場附近走動。
我曾想過，假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跑到戰爭現場，親睹那些化學物質如何損毀一個孩子的臉孔，又或者那些老百姓給炮彈碎片致傷的無言痛楚；假如每一個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懼與悲傷，即使只有一次，他們亦可明白到，沒有任何事比反映這真實現場更為重要，更何況受害者不只一人，而是成千以上。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現場，因此，攝影師便走到那裡，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實，並把這訊息傳開去，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我相信照片，一些具有力量的照片，足以抵抗擁有過濾效果的傳媒報導，並可使人們從冷漠中醒覺過來，為受難者作出抗議，而這抗議本身也許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抗議的行動。
最糟糕的則是，作為一位攝影師，我有時會疑惑自己是否正在由於他人的悲劇而獲得益處。這種想法使我誠惶誠恐。我不斷提醒自己，我不可讓真摯的同情心給個人的野心所蒙蔽，不然我便出賣了靈魂，而這一高昂的代價，對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實在難以置信。
我嘗試為我選取的題材負上全部責任。一個拿著照相機來觀看的外來人，其行為看來似乎有違人道。唯一可以把我的角色合理化的，就是盡量尊重每一個處於困境的人。我對他們愈尊重，他們便愈接受我，從而我就能夠接受自己。
無疑，我們也的確可從納赫特韋的照片中感受到他的悲天憫人。有時，在工作期間，他甚至寧可放下攝影機，以救人為第一己任。例如他曾在海地救了一名瀕臨死亡的人，更讓當場的美國人保護他，免他一死。在印尼，他目擊兩派仇殺，其中一名受襲者滿身鮮血，正當他的仇家從後追趕上來，拿著長刀要把他置諸死地之際，納赫特韋跪下來求他們手下留情，歷時三十分鐘之久。他的行家卻跑到老遠用長鏡頭獵取「珍貴」的場面。
納赫特韋是一位與別不同的攝影師，他傾瀉而出的人道精神，以及他那臨危不亂的工作態度，讓他至今仍可安全無恙。然而，他其實也曾在死亡邊緣游走過不知多少次，但他處處受人尊重，當地人也處處為他開綠燈，這使得他的照片內容格外豐富感人。
當我在科索沃的邊境，面對一名在種族殘殺暴行下的阿爾巴尼亞裔受害者，她兒子給殺害，哭得死去活來；當我要按下照相機快門的一剎那，我想起納赫特韋，想起他的人生哲學。
我們是嗜血的動物，還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我們的工作又怎樣為外界帶來思考的空間？
RSS F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