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至10月的這兩個月期間，方祺端在空無一人的流白之間，以莎拉肯恩的《4.48精神崩潰》作為導引，作出自我的研究，以冀得到「自我的啟示」。據阿端所言，他對《4.48精神崩潰》這個劇本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和聯繫。他於幾年前初次執起劇本時，他正值人生的低潮，當他把劇本捧在手上讀了幾版，就把它放下不敢再讀，因為他覺得劇中所說的狀態與他自己當時的狀態太相似。
我還記得第一次在流白看到阿端，當時他獨自一人捧著4.48的劇本在朗讀。他坐在椅子上，身體蜷曲，有些時候聲音細小得聽清楚他在讀什麼。當讀到某些段落時，他甚至會停下來，把上半身彎向前，把頭埋在雙手中沉思。我對那種不「開揚」的狀態印象非常深刻， 他身體的狀態就如他所說，彷彿是其內心狀況的最赤裸的呈現。 當整個《自我的啟示》即將完結之時，他在流白之間舉辦了兩個系列的公開工作坊。在兩個月的精煉之後，我再看其人，實在士別三日，如隔三秋，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和參與公眾作分享之時，坐得筆直，目光炯炯有神。
在這兩個月中，我一直追蹤著他的探索工作。阿端在流白之間的的「自我對話」過程，以多段已經上載於流白之間網頁的短片及圖畫的方式呈現，範圍包括對於自我的解構，到表演的看法。「和自己對話」對於做藝術的人來說，這不是一組陌生的字辭，甚至已經被廣泛濫用。但究竟什麼是自我？我是誰？各種念頭和思考不停在人的腦海中冒起，但那個在思考的是誰？在自己對自己說話的，是哪個角色和面向的自己？而那個角色的自己又是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們對自我的認知中有多少是虛妄，有多少是真實？我想起南傳禪修大師阿姜查的西方弟子、劍橋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出家為僧的阿姜布拉姆(Ajahn Brahm)講述一個關於牙買加的故事。
在一個偏遠且出名暴力的小鎮，有個人去露天的汽車電影院看戲。當時他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見到屏幕並不是一般用帆布造的，而是兩尺厚的混凝土屏幕。那一定花費不菲了。想不到箇中的原因是這樣：那裡的人很喜歡看西部牛仔片，但每當戲中少不免的槍戰場面出現時，大部份的觀眾都會拔出自己的槍械，加入動作！若然不喜歡戲中的鎮長，又或對片中的印第安人看不順眼，他們就會對準屏幕上的影像開槍發射。由於戲院主人無法制止他們加入槍戰，只好花多點錢，把帆布屏幕換成了打不穿的混凝土屏幕。(1)
我們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是否全面，以及有多少有著自我幻想、自我矇騙、自我掩藏的況味，這種分辨難以稱得上是容易，更何況是需要聚精探看那藏在虛妄的表層下的「實相」(「實相」中有多少是實是虛，又足夠讓我們繼續順蔓摸瓜地叩問下去……)和細微脈絡！就像莎拉肯恩在《4.48精神崩潰》中寫的最後一句：「我從未相遇的是我自己，那臉貼在我意念的暗面。」(It is myself I have never met, whose face is pasted on the underside of my mind.) 而阿端在流白之間的閉關和獨自探索之旅，令人想起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在《談談方法》中寫著的一段：
我那時在日爾曼，是那場尚未結束的戰爭把我招引到了那裡。我參觀皇帝加冕後回到部隊的時候，冬天已經到了，只好留在駐地。那裡既找不到人聊天解悶，幸好也沒有什麼牽掛，沒有什麼情緒使我分心，我成天獨自關在一間暖房裡，有充分的閑暇跟自己的思想打交道。(2)
阿端的行動也引誘著我去「和自己的思想打交道」。對我而言，我一直覺得自己處於一個割裂的狀態。我於大學修讀法律系，但在修學期間一直對自己所學的感到疑惑，我常常深思現實世界中真的就如法學一樣能夠有系統、理想地運作嗎？我其中一科的主修「國際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中，主要讀的是各種國際法主體（國家、國際組織、政治實體、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的條例和其實行情況。當讀到民族自決的議題，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及國際法庭的運作時，我就不禁會想：我現在所讀的，真的能讓世界免於動盪嗎？ 我學習「合約法」與「侵權法」時，揮灑數版文字為試卷的考題作分析的同時，還是會想如果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龐大企業及一整個律師團隊時，在我的當事人需肩負大筆的法律訟費和壓力時，我真的可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嗎？
最後我當了一個公務員，為建制工作。
去年雨傘運動，我也像是撕裂成一半。以模糊化、標籤化的方法去定義，我媽媽是一個黃絲帶。在那段時間，她可以一直坐在電視前，時而看著無聲的電視現場直播金鐘和旺角的情況，時而觀看著新聞台每半小時便重覆地播送的片段，然後在電視播出每一個警察和示威者有肢體衝突的片段時，她都會碎碎念著「點可以咁樣打D後生仔」、「一日最衰都係個政府，咩都聽曬中央話」云云。但我爸爸是個不折不扣的藍絲帶，他會和媽媽頂咀。在這個熱鬧有趣又尚能做到包容不同政見的家庭中，我還可以我口講我心，時而開玩笑地挖苦老爸，時而認真地和他辯論個面紅耳赤 。但是當我返回工作環境就截然不同了，始終身處政府內部，而且隸屬於執法部門，同僚幾乎一面倒都是反對示威者，而且當各種流言滿天飛之時，他們並不會對所獲資訊的真偽作查證，只是純粹地主觀性下定論。在這個環境中，為了「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一點」，又或者為了「前途」著想，我都會盡量保持緘默，只以微笑應對。但當同僚們談得興高采烈時，總避免不了他們會突然把目光投在你身上，等待你表態、回應、附和。那些時候，為了不成為小黑羊，我都會摀住良心，笑著說幾句附和的說話，蒙混過去。但每次作出如此欺瞞良心的舉動後，總會有好一段時間對自己感覺不妥，甚至有點鄙視自己。我也是在環境下對真笑和假笑的分別有了明確的覺知體會：當你盡力假笑時，會不自控地流眼淚的，或許是面部肌肉的抖動牽扯了淚線，觸發了分泌。當然，我更願意相信那是靈魂悲愴的淚水。
這些都是呈現出來的現象，而我亦清楚意識到，但我一直將這些事和自己的另一個生命－藝術分割開來。 即使我一直都和自己的演員們說：「一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問題，就會在舞台上呈現出來。」但我依然會將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和另一半的我割裂開來，認為這種不滿足的狀態只會令我在藝術的投放內獲得力量和彌補。但，我未意會到這個現象羅網伸延的廣泛。
我跟隨梵谷老師學習已經好一段時間，但一直沒有很飛躍的質變，也是到了今年年頭，他才對我說：「家駒，你終於不再做戲了。」一個久候的寸進：從心而發，不會為了觀眾的「在」，而令自己有所改變。關於這點，我想起了一件非常深刻的事。2011年，我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了一年的探索計劃，研究如何將太極拳的哲學和理念融入在表演之上。我們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去單純地練習太極內功和學習108式楊式太極拳，之後再在下半年將這種講求內化的傳統武術，抽取其運動科學和理念放在表演之上。最後我們在牛棚劇場以希臘的悲劇《伊狄帕斯王》(Oedipus Rex)作研究成果展演。演出前的下午我們作最後的彩排後，老師說對我們充滿信心：晚上的展演應該沒有問題。但到了正式的展演時，我們才剛開始了5至10分鐘，老師突然當著觀眾面前，從後台喊出台面要求我們全部停止。我們都呆若木雞，不明所以，我們都是依著排練的程序和細節去做呀，有什麼問題？老師命令我們逐一抬起腳，把重心一沉同時再用力把腳踏在地板上，一個鈴木忠志體系的練習，我們都已經很熟練。我們逐一試著，卻發現我們的踏腳聲很「淺」、很平面很表層。老師自己示範一次，他的踏腳聲卻很沉，好像踏腳的力很深地傳到了地底的深處。之後他說：「你們全部面壁打坐靜心10分鐘！」這一切都是在觀眾面前發生。在打坐後重新開始，但依然沒有太大的改進。事後我們都非常懊惱不解，我們還是一貫做著排練時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甩漏，表面上可是做的一模一樣，但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分別？之後才明白這也是源於有了觀眾的存在。當有觀眾看著時，演員的內心會不自覺地希望獲得觀眾的認同，或是純粹因為有人看著，而令自己從誠實地經歷中，變成了一種表演的心態。但這種分別非常微細，當時我並不能很好地感覺到，令自己由一種純粹的自我狀態，進入了一種被社會或受群體影響的狀態。
跟據哲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理論，一個人自我意識的構成，包括了self（本我）和ego（自我）。Self類似於古印度的atman概念，這個概念的原意有很多，但在詞源上都與「呼吸」有關，後來轉而作為以個體生命為本位的「靈魂」、「生機」等意思作運用。簡單來說，就是那外與宇宙連線，內和自心接軌的內在精神層面。而ego在榮格的理論中，是指人的存在的表面領域及生存的表層活動。簡單來說，就是在繁忙都市中為著生計名利而營營役役的「我」。
法國的哲學家盧梭亦指出人選擇了建立「社會契約」,而令人「由自然的狀態進入社會狀態。」 (3) 這是因為古代人因為在大自然中求生的原因，發現集體地的解決問題會增加彼此生存的機會，這種合群的共生關係令彼此進入族群的關係，亦接受了這種「社會契約」。這使人由「愚昧的局限生物」演變成可稱之為「人」的「有智慧的生物」。但這為人類帶來好處，但也令人類陷於被依附及渴望依附的枷鎖，而不能像中國道家的莊子一樣做到「若夫乘天地之正，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般不受外物影響，外緣攀附，得以逍遙於自然。而這種「社會性」和「自我性」的分別就好像榮格所說的ego和self。
以上提及的是現象，但背後的原因、我對依附枷鎖的執念從何時開始？我一直都不明所以。但一直追蹤著阿端這一個月的研究，以及這段期間自己嘗試不同的方法去和自己對話，一件我從未留意或記起的往事在某天突然出現在我腦海中，令我彷彿看見了一點端倪。那應該是一件很久的事：當時我是在曾經住過的黃大仙的徙置區內的一個單位。我在婆婆的房間中，婆婆對我說：「KK(家人對我的暱稱)呀，爹哋、媽咪佢地去左海洋公園玩呀，無帶KK去喎，搞到KK要自己一個係屋企，不過佢地好快返架啦！」當這件往事突然鑽進我腦海時，我十分驚訝。因為我2歲多已經從黃大仙徙置區搬到大埔(我搬到大埔之後才上幼稚園的)，而且記憶中沒有小我兩歲的妹妹存在，由此推論這段記憶是在我兩歲前發生的，而我竟然可以把這個孩提時候的往事記得這麼清晰，這麼刻骨銘心！
往事浮現，我想我對自己明白了多一點。現在的「現象」，都可能是源於那種懼怕被人拋下、被人忽視的不安。如此同時，我實實在在的舒了一口氣，好像有個心鎖解開了，我看見了事件的因由，就可以知道該如何去改良自己，甚至懂得如何去擁抱這個有缺陷、不完美的自己。
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戈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曾經在其著作《致死的疾病》中說過以下的一段話：
人，屬於身體與精神的關係，時間與永恆的關係，或者說是有限與無限的關係。因而，兩種關係的分裂，致使人可以絕望。然而，正是有了這種絕望，才證明了人的存在本身。相反，那些意識不到自我分裂，沒有意識到深層次自我的存在，否認有一個深層次的自我存在（being unconscious in despair of having a self）。這種絕望並不僅是真正意義上的絕望，也是最沒有希望的絕望。(4)
以上所說的「最沒有希望的絕望」，是指沒有意識到自己之中還蘊藏著另一面的自我，而且帶著這種片面的愚昧而坐視不理，繼續安於現狀而終此一生的人。克爾凱戈爾認為，一個人只有認識到人生的有限性，才會對人生倍加珍重，從而作出對自己最負責的選擇和行動。
佛家講述「悟」後的離苦得樂狀態令人嚮往，而所謂開「悟」的方法千百萬種，令人感到花多眼亂之餘，亦有高深莫測令人卻步之感。但我們把「悟」這個字拆開，看到的是「吾」和「心」兩個字。或許所謂的「悟」，就是指破除迷霧雜念，簡簡單單地重新看到「吾」「心」。
何應豐在《讀莎拉肯恩《4.48精神崩潰》的自我啟思》一文中寫道：「相信總會有不少人，會假想（或確實相信）這是一個患上嚴重抑鬱病的人自殺前的「最後告白」。」阿端亦說過，起初接觸《4.48精神崩潰》這個劇本時覺得很深沉，好像很黑暗。但經過這兩個月的細讀和探索後，發覺這個劇本是充滿希望。
對，我也覺得只要踏上「自我研究」的路上，就是充滿希望。
黃家駒／2015年12月7日
政府內部
我還記得第一次在流白看到阿端，當時他獨自一人捧著4.48的劇本在朗讀。他坐在椅子上，身體蜷曲，有些時候聲音細小得聽清楚他在讀什麼。當讀到某些段落時，他甚至會停下來，把上半身彎向前，把頭埋在雙手中沉思。我對那種不「開揚」的狀態印象非常深刻， 他身體的狀態就如他所說，彷彿是其內心狀況的最赤裸的呈現。 當整個《自我的啟示》即將完結之時，他在流白之間舉辦了兩個系列的公開工作坊。在兩個月的精煉之後，我再看其人，實在士別三日，如隔三秋，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和參與公眾作分享之時，坐得筆直，目光炯炯有神。
在這兩個月中，我一直追蹤著他的探索工作。阿端在流白之間的的「自我對話」過程，以多段已經上載於流白之間網頁的短片及圖畫的方式呈現，範圍包括對於自我的解構，到表演的看法。「和自己對話」對於做藝術的人來說，這不是一組陌生的字辭，甚至已經被廣泛濫用。但究竟什麼是自我？我是誰？各種念頭和思考不停在人的腦海中冒起，但那個在思考的是誰？在自己對自己說話的，是哪個角色和面向的自己？而那個角色的自己又是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們對自我的認知中有多少是虛妄，有多少是真實？我想起南傳禪修大師阿姜查的西方弟子、劍橋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出家為僧的阿姜布拉姆(Ajahn Brahm)講述一個關於牙買加的故事。
在一個偏遠且出名暴力的小鎮，有個人去露天的汽車電影院看戲。當時他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見到屏幕並不是一般用帆布造的，而是兩尺厚的混凝土屏幕。那一定花費不菲了。想不到箇中的原因是這樣：那裡的人很喜歡看西部牛仔片，但每當戲中少不免的槍戰場面出現時，大部份的觀眾都會拔出自己的槍械，加入動作！若然不喜歡戲中的鎮長，又或對片中的印第安人看不順眼，他們就會對準屏幕上的影像開槍發射。由於戲院主人無法制止他們加入槍戰，只好花多點錢，把帆布屏幕換成了打不穿的混凝土屏幕。(1)
我們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是否全面，以及有多少有著自我幻想、自我矇騙、自我掩藏的況味，這種分辨難以稱得上是容易，更何況是需要聚精探看那藏在虛妄的表層下的「實相」(「實相」中有多少是實是虛，又足夠讓我們繼續順蔓摸瓜地叩問下去……)和細微脈絡！就像莎拉肯恩在《4.48精神崩潰》中寫的最後一句：「我從未相遇的是我自己，那臉貼在我意念的暗面。」(It is myself I have never met, whose face is pasted on the underside of my mind.) 而阿端在流白之間的閉關和獨自探索之旅，令人想起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在《談談方法》中寫著的一段：
我那時在日爾曼，是那場尚未結束的戰爭把我招引到了那裡。我參觀皇帝加冕後回到部隊的時候，冬天已經到了，只好留在駐地。那裡既找不到人聊天解悶，幸好也沒有什麼牽掛，沒有什麼情緒使我分心，我成天獨自關在一間暖房裡，有充分的閑暇跟自己的思想打交道。(2)
阿端的行動也引誘著我去「和自己的思想打交道」。對我而言，我一直覺得自己處於一個割裂的狀態。我於大學修讀法律系，但在修學期間一直對自己所學的感到疑惑，我常常深思現實世界中真的就如法學一樣能夠有系統、理想地運作嗎？我其中一科的主修「國際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中，主要讀的是各種國際法主體（國家、國際組織、政治實體、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的條例和其實行情況。當讀到民族自決的議題，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及國際法庭的運作時，我就不禁會想：我現在所讀的，真的能讓世界免於動盪嗎？ 我學習「合約法」與「侵權法」時，揮灑數版文字為試卷的考題作分析的同時，還是會想如果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龐大企業及一整個律師團隊時，在我的當事人需肩負大筆的法律訟費和壓力時，我真的可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嗎？
最後我當了一個公務員，為建制工作。
去年雨傘運動，我也像是撕裂成一半。以模糊化、標籤化的方法去定義，我媽媽是一個黃絲帶。在那段時間，她可以一直坐在電視前，時而看著無聲的電視現場直播金鐘和旺角的情況，時而觀看著新聞台每半小時便重覆地播送的片段，然後在電視播出每一個警察和示威者有肢體衝突的片段時，她都會碎碎念著「點可以咁樣打D後生仔」、「一日最衰都係個政府，咩都聽曬中央話」云云。但我爸爸是個不折不扣的藍絲帶，他會和媽媽頂咀。在這個熱鬧有趣又尚能做到包容不同政見的家庭中，我還可以我口講我心，時而開玩笑地挖苦老爸，時而認真地和他辯論個面紅耳赤 。但是當我返回工作環境就截然不同了，始終身處政府內部，而且隸屬於執法部門，同僚幾乎一面倒都是反對示威者，而且當各種流言滿天飛之時，他們並不會對所獲資訊的真偽作查證，只是純粹地主觀性下定論。在這個環境中，為了「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一點」，又或者為了「前途」著想，我都會盡量保持緘默，只以微笑應對。但當同僚們談得興高采烈時，總避免不了他們會突然把目光投在你身上，等待你表態、回應、附和。那些時候，為了不成為小黑羊，我都會摀住良心，笑著說幾句附和的說話，蒙混過去。但每次作出如此欺瞞良心的舉動後，總會有好一段時間對自己感覺不妥，甚至有點鄙視自己。我也是在環境下對真笑和假笑的分別有了明確的覺知體會：當你盡力假笑時，會不自控地流眼淚的，或許是面部肌肉的抖動牽扯了淚線，觸發了分泌。當然，我更願意相信那是靈魂悲愴的淚水。
這些都是呈現出來的現象，而我亦清楚意識到，但我一直將這些事和自己的另一個生命－藝術分割開來。 即使我一直都和自己的演員們說：「一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問題，就會在舞台上呈現出來。」但我依然會將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和另一半的我割裂開來，認為這種不滿足的狀態只會令我在藝術的投放內獲得力量和彌補。但，我未意會到這個現象羅網伸延的廣泛。
我跟隨梵谷老師學習已經好一段時間，但一直沒有很飛躍的質變，也是到了今年年頭，他才對我說：「家駒，你終於不再做戲了。」一個久候的寸進：從心而發，不會為了觀眾的「在」，而令自己有所改變。關於這點，我想起了一件非常深刻的事。2011年，我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了一年的探索計劃，研究如何將太極拳的哲學和理念融入在表演之上。我們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去單純地練習太極內功和學習108式楊式太極拳，之後再在下半年將這種講求內化的傳統武術，抽取其運動科學和理念放在表演之上。最後我們在牛棚劇場以希臘的悲劇《伊狄帕斯王》(Oedipus Rex)作研究成果展演。演出前的下午我們作最後的彩排後，老師說對我們充滿信心：晚上的展演應該沒有問題。但到了正式的展演時，我們才剛開始了5至10分鐘，老師突然當著觀眾面前，從後台喊出台面要求我們全部停止。我們都呆若木雞，不明所以，我們都是依著排練的程序和細節去做呀，有什麼問題？老師命令我們逐一抬起腳，把重心一沉同時再用力把腳踏在地板上，一個鈴木忠志體系的練習，我們都已經很熟練。我們逐一試著，卻發現我們的踏腳聲很「淺」、很平面很表層。老師自己示範一次，他的踏腳聲卻很沉，好像踏腳的力很深地傳到了地底的深處。之後他說：「你們全部面壁打坐靜心10分鐘！」這一切都是在觀眾面前發生。在打坐後重新開始，但依然沒有太大的改進。事後我們都非常懊惱不解，我們還是一貫做著排練時的東西，也沒有什麼甩漏，表面上可是做的一模一樣，但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分別？之後才明白這也是源於有了觀眾的存在。當有觀眾看著時，演員的內心會不自覺地希望獲得觀眾的認同，或是純粹因為有人看著，而令自己從誠實地經歷中，變成了一種表演的心態。但這種分別非常微細，當時我並不能很好地感覺到，令自己由一種純粹的自我狀態，進入了一種被社會或受群體影響的狀態。
跟據哲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理論，一個人自我意識的構成，包括了self（本我）和ego（自我）。Self類似於古印度的atman概念，這個概念的原意有很多，但在詞源上都與「呼吸」有關，後來轉而作為以個體生命為本位的「靈魂」、「生機」等意思作運用。簡單來說，就是那外與宇宙連線，內和自心接軌的內在精神層面。而ego在榮格的理論中，是指人的存在的表面領域及生存的表層活動。簡單來說，就是在繁忙都市中為著生計名利而營營役役的「我」。
法國的哲學家盧梭亦指出人選擇了建立「社會契約」,而令人「由自然的狀態進入社會狀態。」 (3) 這是因為古代人因為在大自然中求生的原因，發現集體地的解決問題會增加彼此生存的機會，這種合群的共生關係令彼此進入族群的關係，亦接受了這種「社會契約」。這使人由「愚昧的局限生物」演變成可稱之為「人」的「有智慧的生物」。但這為人類帶來好處，但也令人類陷於被依附及渴望依附的枷鎖，而不能像中國道家的莊子一樣做到「若夫乘天地之正，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般不受外物影響，外緣攀附，得以逍遙於自然。而這種「社會性」和「自我性」的分別就好像榮格所說的ego和self。
以上提及的是現象，但背後的原因、我對依附枷鎖的執念從何時開始？我一直都不明所以。但一直追蹤著阿端這一個月的研究，以及這段期間自己嘗試不同的方法去和自己對話，一件我從未留意或記起的往事在某天突然出現在我腦海中，令我彷彿看見了一點端倪。那應該是一件很久的事：當時我是在曾經住過的黃大仙的徙置區內的一個單位。我在婆婆的房間中，婆婆對我說：「KK(家人對我的暱稱)呀，爹哋、媽咪佢地去左海洋公園玩呀，無帶KK去喎，搞到KK要自己一個係屋企，不過佢地好快返架啦！」當這件往事突然鑽進我腦海時，我十分驚訝。因為我2歲多已經從黃大仙徙置區搬到大埔(我搬到大埔之後才上幼稚園的)，而且記憶中沒有小我兩歲的妹妹存在，由此推論這段記憶是在我兩歲前發生的，而我竟然可以把這個孩提時候的往事記得這麼清晰，這麼刻骨銘心！
往事浮現，我想我對自己明白了多一點。現在的「現象」，都可能是源於那種懼怕被人拋下、被人忽視的不安。如此同時，我實實在在的舒了一口氣，好像有個心鎖解開了，我看見了事件的因由，就可以知道該如何去改良自己，甚至懂得如何去擁抱這個有缺陷、不完美的自己。
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戈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曾經在其著作《致死的疾病》中說過以下的一段話：
人，屬於身體與精神的關係，時間與永恆的關係，或者說是有限與無限的關係。因而，兩種關係的分裂，致使人可以絕望。然而，正是有了這種絕望，才證明了人的存在本身。相反，那些意識不到自我分裂，沒有意識到深層次自我的存在，否認有一個深層次的自我存在（being unconscious in despair of having a self）。這種絕望並不僅是真正意義上的絕望，也是最沒有希望的絕望。(4)
以上所說的「最沒有希望的絕望」，是指沒有意識到自己之中還蘊藏著另一面的自我，而且帶著這種片面的愚昧而坐視不理，繼續安於現狀而終此一生的人。克爾凱戈爾認為，一個人只有認識到人生的有限性，才會對人生倍加珍重，從而作出對自己最負責的選擇和行動。
佛家講述「悟」後的離苦得樂狀態令人嚮往，而所謂開「悟」的方法千百萬種，令人感到花多眼亂之餘，亦有高深莫測令人卻步之感。但我們把「悟」這個字拆開，看到的是「吾」和「心」兩個字。或許所謂的「悟」，就是指破除迷霧雜念，簡簡單單地重新看到「吾」「心」。
何應豐在《讀莎拉肯恩《4.48精神崩潰》的自我啟思》一文中寫道：「相信總會有不少人，會假想（或確實相信）這是一個患上嚴重抑鬱病的人自殺前的「最後告白」。」阿端亦說過，起初接觸《4.48精神崩潰》這個劇本時覺得很深沉，好像很黑暗。但經過這兩個月的細讀和探索後，發覺這個劇本是充滿希望。
對，我也覺得只要踏上「自我研究」的路上，就是充滿希望。
黃家駒／2015年12月7日
政府內部
- 阿姜布拉姆著，何蕙儀譯：《四念住》(香港：東蓮覺院弘法精舍, 2008)
- 笛卡兒著，王太慶譯：《談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八章,「論社會狀態」。
- Kieregaard, The Sicknes Unto Death, translation by Walter Lowrie (1941)，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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