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o Biagini【新消息an update】
新消息——2021年2月
Mario Biagini
（翻譯：黃家駒William WONG Ka-kui, 陳佩卉Pei Hwee TAN）
若說對過去有所「掌握」是可能的，那也僅僅是將發生過的事情敘述出來；然而這種塑造歷史的敘述，同樣也無法解決問題，也無法減輕痛苦；它並不能真正徹底掌握任何事物。
——漢娜·鄂蘭，《黑暗時代群像》
在過去幾年裡，Open Program（指「葛羅托斯基及湯瑪斯．李察斯研究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的兩條分支之一的「開放計劃」）內部出現了重新評估我們團體運作方式的需求，包括我們的內部動態、決策過程，以及團體內部和外部的權力關係。我們順應了這一需求，這為Open Program開啟了新的合作方式和新問題，也激發了我——我相信也激發了我的同事——許多思考，其中一些我想與大家分享。
我想談的並不新鮮：大多數內容涉及到早已被眾多女性主義藝術家、行動主義者和學者討論了數十年的主題。以下是個人的反思，主要源於我前述的團體探索過程，以及個人的重新評估歷程。直到最近，我才有能力談論這些問題，因為我之前並未意識到當中包含的意義。我相信我之所以無法清晰面對這些問題，是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我曾經是問題的一部分，甚至現在仍然是。這種初生的清醒是在過去十年中逐漸出現的，主要得益於我們一直在做的工作，也就是說，感謝他人：Open Program的夥伴們、我們在活動中遇到的人，以及我個人生活中非常親近的人。我對他們都心懷感激。我想在這裡談的兩個關鍵點是：我成長的社會與戲劇文化，以及藝術是一個「可以因目的而將手段合理化」的領域這一假設。
我出生在意大利一個小村莊附近的農場。我小時是一個瘦小、體質潺弱的男孩。我記得看到年長的孩子欺負年幼、身體較弱的孩子。我看到男孩對女孩不尊重。孩子們折磨有精神疾病的人。我目睹了這一切，並發展出保護自己的策略。我發現，如果我提出讓其他孩子感興趣的新遊戲，我就會安全：其他人會玩我提出的遊戲，這讓我在他們中間有了一席之地，也讓我感到被接納。我還學會了如何用語言保護自己。有時保護自己意味著先發制人。在我成長的地方，能夠在語言對決中取勝被認為是光榮的。在這些辯論遊戲中，參與者多半是男性。對男性而言，能夠在語言上壓倒他人被視為力量和智慧的象徵。
多年後，作為青少年，我找到了逃往大城市——巴黎——的方式。我想做戲劇。直到今天我也說不清為什麼，我懷疑這也與童年經歷有關。我甚至不知道戲劇是什麼。我開始參加一個劇團的排練，當時我認為那是一個真正的探索過程，對我來說，那確實是一段重要的時期。在那個劇團裡，我目睹負責人對某些成員態度嚴厲或冷漠，甚至言語攻擊。似乎每個人、甚至那些被這樣對待的人都接受這種情況。他們沒有反應，也沒有堅持自己的想法或立場。我在旁邊觀察。我無法真正理解那些被攻擊的人到底犯了什麼錯。劇團負責人似乎毫不懷疑自己的行為。我從未成為這些被攻擊的受害者。我記得當時認為，這是因為我口齒伶俐、機智，總是能及時回應，表面上從不猶豫或懷疑：這些都是我成長環境教導我作為男孩應具備的特質。然而，目睹這些情況讓我感到不舒服。但為什麼我沒有為他人辯護？為什麼我沒有反應？
最終我回到意大利，找到一些與我年齡相仿的人繼續做我當時認為的戲劇。我們都是朋友，都是左翼和進步分子。我們做了不少有趣的事，但我記得也有矛盾的情況，為了共同且令人興奮的目標合作時，卻經常出現不自覺地把自己意見強加在其他人身上的時刻，彷彿我就是真理的化身，就像天會下雨、太陽會照耀一樣。我還記得那種「我知道我們應該做什麼」的感覺，認為我的直覺和想像力就是團體所需要的，我不應該表現出猶豫或懷疑的跡象。身邊的人似乎都接受了這一切，即使我年輕、缺乏經驗且業餘。就像小時候一樣，我提出遊戲，大家接受並和我一起玩。這讓我處於一個我喜歡的位置：領導。這種領導力是基於什麼？我為什麼喜歡這種感覺？
我喜歡與之相關的特權。這些特權甚至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好人，讓我覺得自己很特別。我看到，即使在那時，我內心已經存在一種分裂：一方面覺得自己帶領他人的方式有些不對勁，另一方面又因為掌控而產生成就感。在我們的社會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權威位置，就像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維持權威的工具一樣。從年輕時起，然後再到戲劇界，我目睹了基於強弱觀念（無論是真實還是虛幻）的運作機制。例如，直到那時，我大多只看到男性處於等級結構的頂端。而我也在那個青年團體中複製了這些機制。儘管我堅信我們的工作是革命性的，但我的行為常常與自己的觀點相矛盾。
後來，在1985年，我在佛羅倫斯的一次會議上看到另一個人——耶日·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演講。他當天說的話後來以《你是某人之子》（Tu es le fils de quelqu’un）為題發表[2]。從人們在他周圍的舉止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重要人物。當我聽他講話時，我很受觸動。我不知道他是誰，但他身上有某種特質讓我信服，我對這個人產生了敬意。在義大利語中，我們有兩個代表「權威」的詞：autorità 和 autorevolezza。Autorevolezza 與權力無關，而與經驗和理解相關。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正是這一點。然後我很幸運，儘管我還是個業餘者，卻在1986年參加了葛羅托斯基工作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的甄選並被錄取。在那裡我開始了專業的成長旅程，但關於待人處世的方式，我早在童年時期就已經被塑造。也許我說得不對，但我覺得我們人生最初幾年獲得的經驗範圍，決定了我們成年後能夠發展的可能性。
葛羅托斯基顯然具備被允許處於權力位置所需的一切特質，以及維持這一位置的能力。他是男性，他很有名，他被全世界認可為一位徹底改變戲劇實踐的成功導演，而且他是白人。他被許多人視為戲劇大師，被另一些人視為天才，還有些人則將他視為精神導師。就我個人而言，我從未見過葛羅托斯基濫用他的權力。我們第一次單獨合作的那個夜晚，至今對我來說依然記憶猶新。那時的他只是微笑著，彷彿毫無戒備，也讓我在一瞬間卸下了防備，跟著笑了起來。我心想，這才是真正的他。這讓我很驚訝，因為那氛圍如此輕鬆、幽默，而他通常很嚴肅。那次甚至不像是在工作。沒有對錯之分。他沒有在下命令，只是給建議。從那以後，他便把我當作平輩對待。有時他會有些暴躁，但他年紀大了—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而且我知道他生病了，所以我覺得沒關係。他總是對的嗎？當然不是，有好幾次我覺得他錯了。有時我會告訴他，有時不會。當我告訴他時，他會聆聽。
他是他那個時代的人物，他的教育無疑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我讀過、也聽過有人說他當導演時對演員像個獨裁者。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些證詞，而且我確信應該以批判的眼光來解讀他不同階段的公開活動。然而，在我與他共事的時期，葛羅托斯基從未這樣對我，也未曾這樣對待我的同事，這讓我覺得他在生命中一直在轉變。當我閱讀他的著作時，我感受到，從他年輕時期和他的政治活動開始，他就渴望與他人建立更真實、不疏離的關係。1985年在佛羅倫斯，我聽他說：「我努力擴大我所承載的自由之島。（I work to enlarge the island of freedom that I bear.）」[3]所以，他意識到那座島的界限，也意識到充滿矛盾的大海。我的印象是，這種渴望和對界限的意識，讓他不斷努力尋找個人的轉變。托馬斯·理查茲（Thomas Richards）在關於他們合作的書面證詞也指出了這一點。我在葛羅托斯基身邊的那段時間裡，我看到他不斷自我質疑並改變。他有能力反思自身實踐並根據反思的經驗作出調整，這種胸襟對我來說是他給我最重要的榜樣，也是他最大的教誨。
回到反思自己的行為：我在Workcenter擔任領導職位時，有沒有表現出專制？有，尤其是在葛羅托斯基去世後。剛到Workcenter時，大家都很清楚我什麼都不會，也沒有穩定的領導地位。我只對自己的工作負責，雖然有點困難，但也有很多樂趣。很快，我開始獨自帶領大家，在那個位置上，我行使的權威也基於我所學和吸收的知識。有時同事會告訴我，他們不認同我在某個情境下的行為，但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與自己的原則相矛盾，也沒有意識到其他人僅僅是因為既有的社會文化規範而在表面上接受我的行為。我沒有能力清醒地面對以上提到的解離（dissociation）。
我現在知道，在某些情況下我的行為對同事來說是專橫的。我記得有時我會帶著團隊反覆排練一個我認為「不行（not working）」的場景，儘管葛羅托斯基曾經勸我不要這麼做。他告訴我，不要在排練時盲目重複當天不順利的片段。如果真的沒進展，最好當天就放下，轉而做別的事，但我並不總是聽從他的建議。有時我很不耐煩，無法傾聽，也看不到其他選擇：我會提高聲音，變得僵硬，感受不到對方的處境。在那些時刻，我無法與他者建立聯繫。無論外在還是內在，我都無法質疑自己。
奇怪又不奇怪的是，這一切在Open Program最初幾年變得更加明顯。我說「奇怪」，是因為工作氛圍很友好、有趣，很多日子和星期都充滿了喜悅、輕盈和創造力。我的夥伴們慷慨、富有創意、聰明、有才華，對我的建議和同事們的建議都積極反應。我說「不奇怪」，是因為那時我往往是當中經驗最豐富的人，處在一個大家尊重我和我的意見的位置。我是一個帶領著一群人的男人，我是他們的導演。為了不讓自己內心感到分裂，我有各種藉口——比如說，那些美好、快樂、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平衡了那些糟糕的時刻，讓我在自己或別人眼中都能替自己辯解。我不想對Open Program的最初幾年給予負面的評價：我的同事們為我開啟了未知的道路。我能夠跟隨他們，直覺地感知我們可以去往的方向，那真的是一段美好的人性和藝術冒險，讓我開始明確理解我現在寫下的這些內容。那些年我們做的很多事情都帶有輕盈和溫柔的特質，蘊含著一種細膩而野性的勇氣和智慧。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法擺脫我的行為慣性。但人生很奇妙，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機會。
大約十年前，我經歷了一場痛苦的危機，之後被診斷出患有某種躁鬱症，必須每天服藥。接受這個現實很困難，但與大多數處於類似情況的人相比，我非常幸運：我能夠享用公共醫療體系、有優秀的醫生和有效的藥物。世界上大多數人，包括意大利人在內，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幾乎到處都是對情緒疾病的誤解。至於我，從那時起，感謝我直至現在仍然得到的支持，我不僅能以較少適應不良的方式運作，還能開始理解自己出了什麼問題。又是一個關於人生的課題：我遇到了一個人，一個充滿耐心和智慧的人，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幫助我明白，如果我想解決自己認知與實際行為之間的一部分矛盾，想要以更和諧的方式與他人相處，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生活。但我真的能改變自己的態度、個性和行為嗎？我瞭解到，覺得自己有資格以某種方式行事，並不代表我就有權這麼做，如果一個行為不能是雙向尊重的，比如在某種情境或關係中，只有其中一方有話語權的話，那麼我的處理方式就是有問題的。這種理解意味著，身處權力位置時，我最好的態度就是記住自己無權做些什麼，不斷檢視自己的行為合法性的界限。這意味著要努力創造空間：傾聽和聽見的空間，感受對方的空間，在那些並非「自然而然發生」的時刻。
導演這個職能，可能需要有人說「是」或「不是」，需要做決定，刪去某個片段，保留另一個，等等。需要做選擇。但這些年來，我更清楚地理解了一點——這其實是我反覆體驗卻未曾完全意識到的：在專業合作或集體努力中，不僅僅存在領導-追隨的關係；相反，單向關係很難能夠有健康且有創造力的發展。那些最生動、最有創造力的工作時刻，往往是在我沒有自我辯護或自我肯定，也沒有強加我的觀點，更沒有要求任何東西的時候出現。那時會出現一個廣闊的互動光譜，而這些可能性會被「我知道什麼有效，怎麼做有效，而你不知道」的態度抹殺。創作過程和藝術成果無法分割：我們在排練中如何對待彼此，會在演出中具體可見，並在團體之外迴盪。我們也會在與觀眾的關係中不可避免地重現這些模式，並在公共關係中被放大和延續。
表現得好像我永遠對自己很有把握、從不懷疑、從不猶豫，這樣的行為會傷害他人，也會傷害自己。所謂「絕對」的事物是死的，包括「確信」本身；它們扼殺了每個人的潛能，讓人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審查。當我承認自己的不完美和不同主體性的價值時，我感覺得在他們與我之間，以及在我的內心，都擴大了一片空間。這感覺就像是一種解放。我離擺脫我所吸收、塑造我的那些影響還很遠：它們依然存在我身上，並將永遠都存在，就如同那些焦慮和恐懼、慾望和抱負一樣。年復一年，當我越來越清楚自己不想成為我的傳承、我的故事以及我的社會所塑造的那種人時，也越來越明白要擺脫這些習得的行為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在尋找新路徑的這十年裡，很明顯我可以壓抑某些明顯的表現——比如不再提高嗓門，或不再打斷別人的說話。通常，這意味著在回應前要等待。等待、等待、等待、不去反應。當我努力避免這些最明顯的行為時，也得益於同事的反饋，出現了更微妙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我往往事後才意識到。很多時候，我無法及時察覺和阻止這些不那麼明顯的表現，為了注意到它們，我必須向其他人求助，而他們並無義務提供幫助。但我可以請求。所以，我需要依賴他人的判斷和主觀性，也能接受這是生活和工作的事實。
我於是明白，這不僅僅是我的問題，而是戲劇文化中存在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麼其他人似乎也接受它。導演，他在許多圈子裡，可以為所欲為。我特意用「他」這個陽性代詞。他被默許有權決定自己權威的界限，以達到某個目標。我無數次聽到「藝術超越道德」的概念。然而，在工作場合欺負別人時，我並不心安理得，但習以為常讓我變得視而不見，不去清醒地感受內心的矛盾。習慣、職業倫理、道德規範和語言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可以、也必須隨著我的個人、專業和政治意識一起發展。我可以擴大對心中以及文化世界中的迷思（迷思在此指一組集體觀念，在我們內在與外在中運作並影響著我們）和退化傾向的識別能力。例如，在劇場中，我們經常假設一種虛構的穩定性：藝術形式可以變，但藝術就是藝術，藝術家就是藝術家，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如此。劇場的功能之一，正是透過我們的實踐，公開揭露我們文化中運作的迷思觀念，而「藝術家」這一觀念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還有另一步。在戲劇界，尤其是我們這些來自六、七十年代劇場團體經驗的人，傾向於認為我們的行為和功能是對社會中某些退步或反動方面的一種替代。但我們的專業世界——戲劇社群及其運作——同樣是反映著廣泛社會的狀況。就像社會一樣，戲劇中也有進步和退步的傾向，如果我想要不僅僅按照我被教導的方式，而是按照我所能的方式去生活和工作，就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在我們的社會，作為男性意味著一開始就處於特權位置。作為白人也是如此。受過教育也是同樣如此。在戲劇界和社會中，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白人男性、身處權力位置，意味著承載著對女性、非白人、LGBT人士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等的特權、剝削、傲慢和暴力的包袱。
總結一下：我發現這既是我的問題，也是行業環境的問題，而行業環境又反映了整個文化。這種文化、我的職業、我的社會身份所依據的規範，創造了一種「正常」，但這種「正常」一點也不正常。這個認識並不能免除我的責任，只是讓我意識到一個更廣泛的背景，這個背景似乎在社會上為我的行為提供了合法性。理解到「被接受」並非自然事實，而是取決於社會背景，我也許就能根據這個背景本身採取行動。但如果我自己是被這個背景塑造的，那麼遲早，當我處於權威位置時，我總有可能濫用因為我的成長和這個位置所帶來的優勢，無論我有意還是無意。所以，該怎麼辦？
Open Program工作轉向在社會不公義的背景下，運用不同形式的集體創作，這或許是答案的開始。和夥伴們一起，我們進入了一個領域，在這裡我們的結構和運作方式必須與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如美國的大規模監禁、露宿者、歧視以及經濟和社會差距）一起受到挑戰[4]：在這個領域，我們，尤其是我，必須被迫傾聽和學習。近年來，我們所做的事情為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例如，隨著我們曾稱之為「Open Choirs」的歌唱聚會出現了一種去中心化的趨勢[5]。在那裡，我們尋找的是一種與人共處的方式，讓邊緣發生的事和中心一樣重要。為了實現這一點，我需要不處於中心位置、不再是領導角色。最終，我們都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讓每個人都對發生的事情負責。
我們一直在尋找什麼能讓一個房間、一個廣場或一個停車場變成公共空間，我這裡說的「公共」不是指政府提供的服務，而是指由共同、共享的責任所創造和持有的空間。我們在工作中對公民社會參與的探索，透過其他步驟得以延續，例如舉辦關於種族主義與公民意識等議題的公共對話。為了讓這些努力能夠開闢新的道路，我們需要在團體運作方式上進行根本性的改變。我們仍在尋找這些方式。舉例來說，已有一段時間我們一直撥出時間進行小組討論，嘗試各種方式確保每個人的意見都能被聽見，考慮不同的主體性，共同分擔決策任務，包括組織層面上的決策。我們關注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與領導、權力結構和責任相關。
無論是個人還是專業上，我都不想再做「領導者」了。我感謝所有信任我、給我機會領導團體運作的人，他們也幫助我明白我們現在可以一起創造新的方式。我不打算停止工作，也不會辭去專業責任，但我不認為自己能在保持領導地位的同時履行作為演員和導演的公共職能：我強烈感受到，當今時代要求我對自己的無意識行為保持質疑，並邁出新的一步，這也意味著後退一步。我或許可以導演一場演出，但我不打算繼續行使權威。我的夥伴們聰明、知識豐富、有才華，他們不需要被領導，而是需要發展他們自己的合作能力，互相幫助，發現自己的人性和專業自主性，最重要的是，自己決定如何追隨個人和集體的抱負。我沒有什麼計劃可以提出，只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採取實際步驟，努力服務於夥伴們的個人需求和集體潛能。在這方面，他們和我們遇到的人都是我的老師。只有對他們的建議保持敏感，我才有可能和他們一起發現我感受到的可能性，並與他人共同想像我自己尚無法想像的東西。
在1985年佛羅倫斯那場演講中，葛羅托斯基說的一句話觸動了我：「在我之前被禁止的事物，在我之後應該被允許；那些關閉並反鎖的門應該被打開。我必須通過實際行動解決自由與暴政的問題，這意味著我的行動應該留下痕跡、留下自由的範例。」[6]我疑慮重重，但我的疑慮不是失敗的宣言。我可以不斷改革自己的行動和思維方式。我可以與自己和環境搏鬥，努力不再助長暴力結構，即使是細微的、不經意的暴力。我想明白自己能具體做些什麼，因為我不想繼續鍛造那條每一代都加上一個牢固環節的鐵鏈。我可以和我的夥伴、以及所有遇到的人，一起想像並踏上其他道路，去「擴大我所承載的自由之島」。
回到我的村莊。在托斯卡納鄉村的小學裡，有個害羞的女孩，她的家人來自意大利南部。她說話的方式不一樣，皮膚較黑。我們叫她「猴子」。我的父母是有修養且有智慧的人，我的兄弟姐妹是進步、開明的年輕社運分子，如果他們知道我們這樣叫那個小女孩，一定會很震驚。然而，那就是我成長的地方。一個充滿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偏狹和暴力的校園後院。那是我的來處，那也是塑造我的一部分：tu es le fils de quelqu’un——你是某人之子。正如葛羅托斯基在那篇文章結尾所說，我來自某個地方、某個國家、某片土地。理解自己的來處，對我來說，是不至於「被切斷、枯竭、貧瘠」的條件之一[7]。
在某種程度上，正視真實的自己或許會讓人感到痛苦。這種痛苦是可以接受的。我不認為這能等同那個小女孩所承受的悲傷。她的痛苦不能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同樣，在排練、表演或舞台上，痛苦既不應被接受，也不是必需的：在戲劇工作中，激發痛苦或承受痛苦，既不可接受，也非必要。無論導演多有才華或知識，無論演員有多大錯誤或障礙，都不能成為導演攻擊的理由，無論攻擊是以什麼形式出現。在戲劇中，目的不能令手段合理化。因為目的往往模糊且不純粹，更重要的是，手段必然決定目的，並影響藝術成果及其對公眾的呈現。
懊悔雖在，但如果我不切實為建設一個更有同情心和更公平的世界做出貢獻，這並不會改變什麼。所以我在努力——與我的夥伴和陌生人一起：這是我的行動領域。我們的技藝在於培養藝術語言和形式的創造性轉化，以及我們合作與協作的方式。要打開那些關閉的門，或我自己也曾有份關閉的門，我首先要看到它們，無論是在自己身上還是在這個行業中。例如，多年來女性揭露歧視和暴力，正如其他受壓迫群體曾經和正在做的那樣，同時也為所有人提供了改變和進步的機會。儘管如此，發聲者往往會遭受進一步的挑釁、抵制、攻擊和詆毀，因為導致這些現象出現、而且變得正常化和被容忍的文化環境，深深植根於我們社會的結構和部分人群（包括我自己）的特權之中。當這些問題在我們行業中被揭露時，人們很容易陷入正常化的態度，把它們當作可憎但獨立的事件，而不是更廣泛的現象。認識到自己身上的這些歧視機制，我可以把社會看作一系列可演化的行為、關係、規則、規範和語言。我自己在行動中就是那個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
我的親人讀到這篇文章時，會說我的家庭也教會了我其他價值觀，例如團結與分享；我的同學會說公立學校教會了我公民責任與民主；我的戲劇同事會說戲劇教會了我合作與包容；我的知識分子朋友會說學術界幫助我獲得了重要的概念工具，比如批判性思維和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然而，儘管本文的語氣很個人化，但我寫的不是我的人生，目的也不是評價我們文化的優劣。這更像是對我所生活過的一些敘事的重新評估。這種敘事「無法解決問題，也無法減輕痛苦」，頂多也許能為未來鋪路[8]。但更重要的是，這是對我自己的提醒，去發明一種新的行動方式：一種我只有與他人共同實踐才能接近的方式。這也是一份公開聲明，對他人公開：如前所述，「公開」意味著在與他人共處時，要求個人承擔創造共享品質的責任。
我無法準確匯報我們目前在藝術和人際工作中所做的事，因為我們正處於轉型時期。然而，我得出的結論有幾個推論，我想簡要地提及其中之一：當我得出我不想再帶領一個團隊的結論時，我也明白到自己不想再像自1986年以來那樣唱非洲僑民的歌曲了。這些歌曲我會唱幾百首。它們像鳥兒一樣在清晨喚醒我。但現在，在花了三十五年時間研究這些被驅逐、被剝削、至今仍受壓迫的人類的非凡創作之後，我已經知道得夠多了。我也知道當中還有很多東西我不知道，也永遠不會知道。經過三十五年在一個我最初並未選擇的領域工作，我明白自己沒有義務繼續，所以我決定停止。這是我人生軌跡上的一步，而我之所以能夠走出這一步，也得益於這些年來所做的工作和一起工作過的人。這篇文章不適合詳細討論這件事，我會在其他場合書寫。這裡只需說，這與我曾經被允許感到理所當然的特權有關，而我現在不再認為自己有這種特權。這個決定與我的同事或Workcenter內外的任何人都無關。也許，如果有人願意，我可以和他們輕聲歌唱，支持他們。也許連這都不會。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資料
[1] 本篇文字的第一個版本於2021年7月以波蘭語發表在《Performer》第21期（https://grotowski.net/performer/performer-21/uaktualnienie），並附有如下導言：「當Kosiński教授提出在本期《Performer》發表這兩篇文章時，我欣然接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波蘭的讀者了解Open Program的活動。第一篇《在工作中心——開放計畫》（At the Workcenter – Open Program），[最早以意大利語和英語發表於：NowHere Active Residencies. The Open Program of the 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 at Macao，由Cristina Fiordimela、Vittoria Pasca和Tommaso Urselli編輯，米蘭2021年，第46-58頁。由Maggie Rose自意大利語翻譯]，寫於2014年，介紹了我們小組研究的起始情況。第二篇《一封信》（A Letter）寫於2019年，即我們當下所經歷的疫情爆發之前。雖然今天的世界與那時寫作時已經大不相同，但那篇文字談及的探索，至今仍激勵著我們。不久之後，我在2020年Retrospektywy藝術節期間，與Kosiński教授進行了一場公開對話，討論Open Program如何面對疫情暴露出的一些問題[該對話以《與Mario Biagini的對話》為題，收錄於電子書《疫情圖像：聲音專輯》（The Pictures of the Pandemic. An Album of Voices），Dariusz Kosiński編，克拉科夫：Zywosłowie出版社，2021年，第18-30頁，英語與波蘭語雙語發表]。雖然很高興能與大家分享這兩篇文章，但我覺得其中還缺少一些重要內容……因此，我請求Kosiński教授允許我補充一份更新，他也很慷慨地同意了。」自那之後，於2022年1月，Mario Biagini宣布離開Workcenter並創立「未竟學院」（Academy of the Unfulfilled）。詳見本期Mario Biagini《新年》一文[1]。
[2] Jerzy Grotowski, “Tu es le fils de quelqu’un," in : The Grotowski Sourcebook, edited by Richard Schechner and Lisa Wolford, Routledge,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paper edition 2001, pp. 294-305.
[3] Jerzy Grotowski, cit., p. 294.
[4] See Aaron Moore Ellis , “The Workcenter’s Open Program in the Bronx: A Political and Ethical Provocation for Performance Practice and Scholarship,” first published in Polish in in July 2021 in the issue 21/2021 of Performer (https://grotowski.net/performer/performer-21/open-program-workcenter-na-bronksie-polityczna-i-etyczna-prowokacja-wobec). Cfr also: Igor Stokfiszewski, “The Anti-Cynical Community of Truth. An Outline of Theses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the Workcenter's Open Program,” first published in Italian in: I sensi di un teatro. Sette testimonianze sul 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 edited by Antonio Attisani, texts by Kris Salata, Lisa Wolford, Iwona Rusek, Igor Stokfiszewski, Florinda Cambria, Riccardo Facco, Antonio Attisani, Bonanno Editore, Roma-Catania 2010.
[5] See Mario Biagini, “At the Workcenter – Open Program,” cit.
[6] Jerzy Grotowski, cit., p. 294-295.
[7] Jerzy Grotowski, cit., p. 304.
[8]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