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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春茗,一瓶上乘的花雕酒出現在我眼前,一小口呷下去,竟是百般滋味。花雕有兩種:話說從前紹興家庭有個習俗,當誕下嬰孩後,他們便會將一罈花雕酒埋在地底。如果是男嬰,自然希望他將來能飽讀詩書、高中狀元,到時即可把老酒大宴親朋慶祝,這洒遂叫「狀元紅」。
若是女嬰,所埋下的花雕酒則叫「女兒紅」,等她長大後出嫁之日,作為迎賓之用。不幸女兒未嫁就早夭,便好比花兒凋謝,原來這亦是花雕之名其中一個由來。... 酒,慢慢滴進肚裡,想到世上早凋的花兒,這可能與我早前為殉職的日本女記者一書寫序有關,一口「女兒紅」便令我感觸起來。 美麗的山本美香,生前她把焦點對準那些被戰火蹂躪的孩子,並把他們的故事成書,她寫得如此細膩,如果心中沒有真摯關懷的話,不可能有這樣的觀察入微。無助的孩子們都得以透過她的紀錄,在我們面前再次出現。 山本美香在書中這樣說:「醫生拯救眼前正處於痛苦中的人們,記者則是藉由向全世界報導這群人的存在,創造出一個讓大家思考該如何解救他們的契機……。我深信,只要每人各司其事,必定能以緩慢卻踏實的步伐,一步步擴展世界和平。」 沒錯,即使和平何其遙遠,只要有人願意播下種子,已經可以帶領我們一步步向前邁進。 當山本美香在一二年於敘利亞採訪時,冷不妨敘利亞政府軍在對面開槍,子彈射穿她的身體。根據她的戰友佐藤和孝憶述,她倒下一刻仍緊握手中的攝影機,拍下了鏡頭對著地面滑落而下的影像。 山本美香雖然已永別塵世,但她所留下的影像和文字,繼續推動我們的思考,並成為一股力量,鼓勵更多有志的同行追尋真相,把戰火的真實面貌暴露於世人面前。 好一口女兒紅!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鳥兒吱吱叫著飛越漆黑的長空,
人們沉默無言, 我的血也等到痛了! 某一個晚上,我就在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賈巴利亞難民營屏息以待,等待當地的激進自衛隊的出現。他們手持俄製機關槍,把頭也蒙起來,在難民營巡邏,槍頭對準遠處的猶太殖民區。 猶太殖民區那一邊也如臨大敵,大批以色列軍人戒備守候。在漫長的黑夜中,星光也變得晦暗不明,鳥兒偶爾飛過,啞啞作聲。我的心在跳,汗在流。 記者、以軍、巴人自衛隊,大家都在等,等那瘋狂的一刻,他們的血在沸騰。無論那一方擦槍走火,都會演變成又一次的衝突,當天晚上如是,每天晚上也如是。我準備按下照相機的快門,在慌張中腦海一片空白。 國際知名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也曾在這個現埸,當時他在想甚麼呢?或許,他只知道跑到更前線,在槍林彈雨下見證一幕幕人類的瘋狂和不幸。 從動盪不安的巴勒斯坦到蠻荒世界的盧旺達,再從饑荒肆虐的索馬里到殺戮戰場的波斯尼亞,還有烽煙四起的印尼和科索沃,納赫特韋不但紀錄了戰爭,也紀錄了戰爭的後遺症,紀錄了人的生存狀態的轉變。 納赫特韋的近作Inferno,中文可譯作《地獄篇》,與但丁《神曲》第一部曲的名字一樣。事實上,納赫特韋也的確是在這第一部曲《地獄篇》中獲取靈感,因此,他的近作首頁即引用了但丁的話語:「那裡來的歎息、哀悼,以及響亮的嚎啕,在暗無星光的空氣中迴盪著,從一開始,我已泣不成聲。」 納赫特韋表示,他的《地獄篇》紀錄了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所發生的人道罪行。從1990年起,他就用照相機收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一些在逆景中掙扎生存、等待新生的故事。他的照相機隨著時間一直追蹤至科索沃。在二十世紀快要落幕之際,科索沃成為轟動全球的最後之戰,納赫特韋把這些故事一一收錄到他的《地獄篇》攝影集中,同時也收錄到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去。 長年於戰區工作的納赫特韋,贏取過不少國際獎項,成為舉世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德國的大牌圖片社Magnum以第一時間招攬他。 在西方世界,一提起納赫特韋,不少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過,另方面,有部分評論家卻偏以懷疑的眼光來看納赫特韋和他的工作。他們認為,納赫特韋透過影像所呈現的世界,實在讓人困擾,並且質疑他在照相機背後的動機,以及他整個攝影新聞學的哲學思維。評論家伍德沃德(Richard B. Woodward)便在紐約有名的文化周報《村聲》(Village Voice)上,指責納赫特韋視戰爭的恐怖場面為他的攝影美學素材,多於他所自稱其攝影為反戰運動的一部分。 站在戰爭前線的記者,其角色和身份無論如何都是極具爭議性的。他們是為了採訪戰爭的真相?還是以別人的鮮血作為自己的甜品? 納赫特韋也承認,面對這種以受害人的苦難變成戰地記者頭上光環的指控,他感到很痛苦,並受此指控困擾多年。他表示,他在1976年加入新聞行業成為攝影師時,便立志要做戰地攝影師。只有戰地才能賦與他的攝影工作更深一層的意義。他曾為此作出如下的辯解: 有人類歷史便有戰爭,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此時此刻,戰火仍然在世界蔓延,當人類愈文明,殺害同類的手段便愈殘忍、愈具效率。 不過,我們是否有可能透過攝影來終止此種一直在歷史存在的人類行為?這聽起來真是痴人說夢,但我卻在此獲得一種動力。 對於我而言,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那麼,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話,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 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或者,就是這個理由,戰爭的發動者絕不樂於看見攝影記者在戰場附近走動。 我曾想過,假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跑到戰爭現場,親睹那些化學物質如何損毀一個孩子的臉孔,又或者那些老百姓給炮彈碎片致傷的無言痛楚;假如每一個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懼與悲傷,即使只有一次,他們亦可明白到,沒有任何事比反映這真實現場更為重要,更何況受害者不只一人,而是成千以上。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現場,因此,攝影師便走到那裡,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實,並把這訊息傳開去,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我相信照片,一些具有力量的照片,足以抵抗擁有過濾效果的傳媒報導,並可使人們從冷漠中醒覺過來,為受難者作出抗議,而這抗議本身也許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抗議的行動。 最糟糕的則是,作為一位攝影師,我有時會疑惑自己是否正在由於他人的悲劇而獲得益處。這種想法使我誠惶誠恐。我不斷提醒自己,我不可讓真摯的同情心給個人的野心所蒙蔽,不然我便出賣了靈魂,而這一高昂的代價,對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實在難以置信。 我嘗試為我選取的題材負上全部責任。一個拿著照相機來觀看的外來人,其行為看來似乎有違人道。唯一可以把我的角色合理化的,就是盡量尊重每一個處於困境的人。我對他們愈尊重,他們便愈接受我,從而我就能夠接受自己。 無疑,我們也的確可從納赫特韋的照片中感受到他的悲天憫人。有時,在工作期間,他甚至寧可放下攝影機,以救人為第一己任。例如他曾在海地救了一名瀕臨死亡的人,更讓當場的美國人保護他,免他一死。在印尼,他目擊兩派仇殺,其中一名受襲者滿身鮮血,正當他的仇家從後追趕上來,拿著長刀要把他置諸死地之際,納赫特韋跪下來求他們手下留情,歷時三十分鐘之久。他的行家卻跑到老遠用長鏡頭獵取「珍貴」的場面。 納赫特韋是一位與別不同的攝影師,他傾瀉而出的人道精神,以及他那臨危不亂的工作態度,讓他至今仍可安全無恙。然而,他其實也曾在死亡邊緣游走過不知多少次,但他處處受人尊重,當地人也處處為他開綠燈,這使得他的照片內容格外豐富感人。 當我在科索沃的邊境,面對一名在種族殘殺暴行下的阿爾巴尼亞裔受害者,她兒子給殺害,哭得死去活來;當我要按下照相機快門的一剎那,我想起納赫特韋,想起他的人生哲學。 我們是嗜血的動物,還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我們的工作又怎樣為外界帶來思考的空間? 可悲!日前又有一位美國記者史蒂文·索特羅夫,給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 ) 斬首。毫無意外,這亦是一名自由身記者,曾為《時代雜誌》、《外交政策》等供稿,其後於去年八月在敘利亞失蹤。
為甚麼我說是毫無意外,因為如果他是美國大媒體的全職僱員,美國一定會用盡辦法去拯救之,不會落得如此下場。君不見近年戰場上遇害的記者,大部份都是自由身記者,他們只是為大媒體自由撰稿而已。 問題是,這些自由身記者為何在亳無保障下,以身犯險? 或許,我們可從不久之前,第一位被ISIS斬首的美國記者弗利 ( James Foley ) 身上,明白一下這類記者的心態。 弗利曾公開說,他心裡就好像有一支魔笛,不時吹奏起來,他不禁又回到中東地區去犯險。 他這番說話,我十分明白。雖然好多記者都會說,犯險是因為尋找真相,我絕不懷疑,但真相本身就是一支魔笛,當你試過尋獲真相的滋味,就會成癮,不惜一切,務要解開「謎語」為止。 原來,知名戰地攝影記者 James Natchwey開始時也是一名自由身記者,他曾這樣說:「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沒有任何事比反映這真實現場更為重要……..。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現場,因此,攝影師便走到那裡,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實,並把這訊息傳開去,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 這些勇闖戰區的自由身記者,大多是歐美人士,來自亞洲則只有日本人。我在前線就經常遇到這類記者。有一個好有趣的現象,就是他們之前多是背包客,早有到處遊歷的經驗,跟著不時參與當地的和平運動,或與當地社運活動家建立了關係,隨之便與人和土地發生感情的聯繫。 只要當地一有甚麼事,心裡便有聲音在呼喚。加上現場的魔力,曾到過現場的人,都會知道,只要在現場,一定會知得更多,甚至拉出一些線索。此刻,他們會感到任道重遠,存在很有重量。當中有些更有一種為國家贖罪的想法,他們要為當地人發聲,因此走上記者之途。 走過一次,便會有第二次、第三次……,很難停步。一位美國自由身記者告訴我,在戰區,生命是脆弱的,存在卻是實在的,當他回國即感到空虛。 說到贖罪,此話不假。當一戰奧圖曼帝國瓦解後,歐洲強國接手託管阿拉伯地區,實則殖民。二戰快要結朿時,強國們按自己利益胡亂劃界,跟著以色列立國,美國也取代歐洲介入此地區事務,從此阿拉伯世界永無寧日。 日本人走到國際戰線,亦有其道理。日本曾是侵略國,也是戰敗國,日本人對戰爭特別敏感,熱血的日本記者,為了展示戰爭真相而冒險走到前線,當中也有贖罪的成份。 國家的業,由國民償還?魔笛再次奏出悲壯的樂曲,非如此不可! Macau daily |
文化思考:把身體放置現場、以拍攝作為行動:在攝影氾濫的今天,拍攝如何作為存在見證?在現場按下快門一刻,我們見證着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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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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